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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电影中寻找救赎
2020-01-14 16:22
从未有过哪个导演能像英格玛·伯格曼这样,在生活中如此放浪不羁,而创作的电影却又如此深刻隽永。
 
他对于电影的那句最著名的描述,莫过于“电影,是他索求无度的情妇”。这种说法看上去,是那么的轻佻。
 
但拨开这个不正经的调侃外衣,伯格曼其实显露出的是一种对电影艺术,无法割舍的狂热。而所有的作者性,其实都离不开这种矢志如一的狂热。
 
伯格曼出生在一个牧师家庭,父亲是当地倍受尊敬的教区牧师,思想极度保守,对自己的孩子也相当严格。伯格曼小时候可能会因为一点小小的过错,就被父亲锁在黑暗幽闭的衣橱里,要求悔思自己的行为。
 
在这种严苛的家教之下,伯格曼并没有继承父亲坚定的宗教信仰,而是在很小的时候,就在内心里完全丢失了。而相反的是,他获得了一生最重要的追求——电影。
 
八岁那年,伯格曼第一次走进电影院,就彻底被银幕上的情景所彻底震撼。
 
“无声的人影转过他们暗淡的面孔朝向我,用无声的语言与我心中最神秘的感觉对话。”伯格曼在他的自传《魔灯》里写道,“六十年过去了,什么都没有变,我依旧如此狂热。”
 
第二年,他用自己的全套锡兵玩具,与哥哥交换他手里的那台摄影机。
 
他开始自己制作场景、灯光和木偶,利用这个被称为“魔灯”的玩具,拍摄自己的木偶戏,从此,他拥有了一个专属的私密世界。他一生的志向也因此被彻底改变。
 
伯格曼的电影事业始于1941年,从一开始的编剧做起。1944年,他担任影片[折磨]的编剧兼助理导演,第一次获得国际上的成功。
 
在伯格曼看来,这实际上可以算作自己的处女作。接下来,他获得了更多自己执导的机会。而且伯格曼创作速度惊人,不到十年时间,他编剧、导演的电影有十几部之多。
 
早期的电影,虽然也是对于爱情、家庭等伯格曼式主题的探讨,但还带有一些情节剧惯有的诙谐和轻松,如[夏日插曲](1951)、[不良少女莫妮卡](1953)、[夏夜的微笑](1955)等。
 
但渐渐地,他的电影风格越来越趋向于严肃,而且是向心理、梦境等精神层面地深入挖掘。1957年,尚在法国新浪潮诞生的前夕,伯格曼诞生了两部最著名的电影——[第七封印]和[野草莓]。
 
两部电影都具有非常迷人的表现主义式影像风格,以一种融合了超现实情节的寓言故事,对死亡、信仰等深刻问题进行了探讨。前者入围戛纳电影节并获得评审团特别奖,后者则荣获了柏林电影节金熊奖,使得伯格曼一时名声大噪。
 
进入1960年代后,他继续在神和信仰的议题上大胆挑衅,连续拍摄了三部电影[犹在镜中]、[冬日之光]和[沉默]。
 
紧接着,他又创作了另一组相关性极强的三部曲[假面]、[豺狼时刻]和[羞耻]。这两组三部曲,进一步将伯格曼推向事业巅峰,成为世人敬仰的艺术电影大师。
 
 
他一生极其高产,共创作了62部电影,并且绝大多数编导合一,此外他还执导了超过170场的舞台剧。他旺盛的创作精力,直到1976年的一次严重受挫。
 
这一年,因为一场对他逃税漏税的滑稽可笑的指控,他感觉受到了巨大的耻辱和蒙羞,他终止了所有准备中的项目,关闭了自己的工作室,离开瑞典,在德国自我放逐。
 
不过,多年后伯格曼依旧回归了故土,拍摄了他最后一部极具野心的作品[芬妮与亚历山大](1982)。影片在国际上大受赞誉,并且在奥斯卡上荣获了四项大奖,包括最佳外语片。
 
伯格曼是少有的,在好莱坞获得的欢迎度和荣誉,甚至比在欧洲本土还要多的艺术导演。戈达尔等新浪潮干将,自然是对伯格曼称赞有加。
 
不过,对于远在北美大陆的伍迪·艾伦、马丁·斯科塞斯、大卫·林奇、罗伯特·奥尔特曼,甚至还包括在好莱坞混迹的华人李安,伯格曼所产生的影响更加深远而根本。
 
伯格曼的几乎所有作品都在探讨着沉重而深邃的话题——爱情的失败,死亡的畏惧,婚姻的困境等等。
 
他的电影是孤独的、残酷的甚至是疯狂的,他怀疑信仰,质问道德,探索性欲,对这世界上一切既定俗成的规范、传统发起挑战,对人们之间所有敏感而不愿提及的阴暗面尽情揭露。
 
令人吃惊的是,他之所以能够将这些议题探讨得如此之深,正是因为他从自己身上寻找答案。
 
他把自己敞露得体无完肤,再尽情地剖析、责罚,以至于羞耻、内疚和困惑。他将电影当做自己私属的圣堂,将自己在现实生活中的所有疑问和忏悔,都在其中坦白,以获得一个宽慰,一个救赎,一片宁静。
 
他自始至终都保持了坦诚的勇气,他的电影也独特的风格和不妥协的探索精神,坚持以一种控制成本的方式,完成他的艺术倾诉,是整个世界影史中最重要的电影作者。
 
对于一个导演,作者性到底意味着什么?
 
在当今这个时代,大多数人都会将这种独特的个人风格,当做是一种招牌,更通俗地说,是品牌。
 
许多年轻导演在追逐作者性的过程中,往往看到的是“作者”这个品牌带来的功利性。这与当初艺术导演推行作者论的初衷,已经相差甚远。
 
在这一年里,我们所讨论的这十二位导演,在作者风潮的诞生之前,就已经在秉持自己独立的艺术探索中,成为明确的电影作者。
 
从大画家之后雷诺阿,到牧师之子伯格曼,他们都彻底地叛离了自己家庭原有的身份和信仰,放弃了血缘上的继承,转而寻求其他的精神寄托。
 
就在这时,电影恰好成为他们实现这种索求的最好方式。与此同时,从小经受的教育和熏染,也使得他们自己对于这种反叛饱受内疚和羞愧。
 
这种反叛与自省,看上去是相互矛盾的,但却都发自于他们心中真诚的自觉。正是这种矛盾的苦楚,促使他们对这个世界最终的真理,苦苦索求。
 
作者性,或许并不是一种自觉性的追求,而是一种被动性的不妥协。
 
这样说,也许在许多人看来并不能理解,也不能接受,但在我看来,这恰恰是最真实而又强烈的。创作,来源于一种狂热,而作者性,正是人性深处中所无法撼动的本能。(完)
 
 
文章首发自《看电影》杂志2019年12月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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